文｜马陈兵
广东人民出版社重磅推出五卷本165万字《潮汕史》，此前已有《潮汕史（上册）》（2001，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国与重洋：潮汕简史》（2017，北京三联书店）等阶段性研究成果出版。这是潮汕文化学者黄挺教授30多年心血的结晶，也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潮学研究集大成的学术成果，是中国区域史的扛鼎之作。
《潮汕史》把潮汕置于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地理视野中，从约8000年前文明初曙的象山遗址讲起，下至清末民初潮汕侨乡的形成，而以“全球化潮流中的潮汕人”终章。如陈春声教授《序言》所言：“‘潮汕文化’的建构，是不断将各种差异性很大的事实和记忆融入一个统一文化符号的过程，其基础是中国大一统国家发展背景下人群间的交流与互动。”
《潮汕史》。 受访者 供图
作为区域史，《潮汕史》的学术自觉与主要突破，一是明确地把“‘潮汕’当作一个研究概念，它是一个‘区域’，却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地理实体”，从而用“中国大陆的潮汕”和“海洋世界的潮汕”两种地理视角讲述潮汕历史，勾勒潮汕人的历史面貌、族群特性。由此，它是通史，更是区域文化史，能引导读者“用新的方法去看待中国某个地域的历史文化”，从而“对中国整体的历史有某种新的解释”（陈春声《潮汕史·序言》）。
二是非常充足的田野工作与史料采集、利用。除方志、史乘、官方档案等文献，举凡潮汕乃至邻近区域及海外侨居国相关的遗址、碑刻、庙宇建筑、出土文物、民间谱牒、日用书、歌册、歌谣等资料，可谓收览无遗，史料之丰富、扎实无出其右。也由此，个别地方略嫌繁碎。
三是特别重视物质资料生产与社会经济生活，对大量原始数据进行比对与定量、定性的梳理分析，从陶瓷、晒盐、制糖到水利、邮驿、农业发展、赈灾救荒、建设与景观等等，莫不如此。读完这部大书，我们可以在“中国与重洋”的关系中看到一个在山海折叠带来的得洽失洽中与时而变，保有“自洽”，“续洽”前行的多面、真实的潮汕，了解土著文化野与蛮的一面，也感受文治教化的一路养成与商业精神的生发飞扬，如韩愈大颠际会开启的“儒佛交辉”、潮汕社会士大夫化过程以及16世纪前后的科名之盛、18世纪海禁重开之后潮汕的红头船商队成为海上贸易主要力量，潮汕侨乡社会如何逐渐形成等等。一批已从现实生活中消失的历史词汇，如斗老、抚民、惯战海夫、族殃、山义、客贼、烂崽、刺流、汇乡、耙盐、题钱、打抨、乩童、川走、水客、钱水……把我们一次次带回鲜活的历史现场。
以《给阿嬷的情书》论，看过电影的读者，不难把握到历史与电影间或明或暗的内在联系。过番与侨批的宏观场景自不必说，即如人物性格与诸多细节，也在历史的大尺度中奇正相生，基因宛然。这里头其实显露着一种可能从山畲海疍、海商为盗、会乡结寨等等千百年历史遭际那儿累积下来的族群血性。曾经在十八九世纪让朝野侧目的“潮人习于斗狠，素称犷悍”（丁日昌折奏，转引自《潮汕史》卷五，第174页），在二十世纪上中期的溪头村汉子郑木生身上表述为“有情有义”的行为自觉，至于执义殉身，明月不归。正是这种人格力量，使谢南枝自愿承受“生命之重”。唐山青橄榄，开成湄南河畔木棉花。
尽管服膺韩愈，当其北归，赵德不随。林道乾为官兵所剿，不得已移民海外；国民党抓丁，而郑木生过番。即以我辈亲身经历，当年多少名牌大学毕业本可轻松进入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因为父母要求打道还乡，难免有所遗憾。若问“被动移民”与“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之间表现上强烈的“不自洽”何以终成世界奇迹与现实图景，我想只有“中国与重洋”这五个字可以解答。正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不断碰撞挤压的“板块构造运动”，用岩浆、风涛将潮汕这块“省尾国角”淬炼成敢于或者不得不过岭出海的虎尾牛角、号角风帆。省尾国角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潮汕本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迫使、激发一代代潮汕人“南下南洋，北上上海”，而至于开枝散叶，遍布全球。黄挺教授特别指出：“开埠后的汕头……在潮汕人的文化观念中，本地与海外生活交融一体，他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不能分割的以海洋为中心的地域网络之中。（《潮汕史》，第8页）”
以此而言，有潮汕人的地方就是潮汕，我们大可不必为行政地理上的潮汕本土而过于纠结。有网友分析Token出海之所以选中汕头，乃因兹事本质上属于贸易，需要渠道、结算、合规多方面配合，人脉是关键。
潮汕人用若干代人建立起来的遍布全球商业网络，与风电港口等因此一起，显示出独一无二的优势，这与汕头当初成为经济特区借重的乃是人——华侨的优势同出一理。真诚希望智算时代的全球合作和竞争，给潮汕带来中国与重洋间又一波“板块挤压”，龙蛇起蛰，天地有情。
（作者为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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